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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世界能源委员会（wec）、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（unced）等国际机构，十分热衷于环境问题，在发达国家这已经不是问题，关注点逐渐偏向发展中国家。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是持续存在的，发达国家不希望你经济发展太快，同样也不希望你影响地球的环境，总要想方设法阻止这两件事。

    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天不怕地不怕，光脚不怕穿鞋的阶段，自然可以对一切嗤之以鼻，阳奉阴违。但中国致力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当国际恐怖分子，在外贸、货币、金融等方面日益国际化，是不可能做到这样无视一切的。

    环境问题，也自然而然成为发达国家制衡中国的一种手段，“环境”与“人权”成为了两柄利刃，闲着没事儿就刮你一下，做黑你名声的同时，也逼迫你做出某种妥协，否则在国际社会，各行业贸易中就会被恶心到。

    本身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，也没法做得太过分。

    在一次次《公约》的签署中，环境与排放问题愈发尖锐，上层都十分清楚，最新的，最狠的一次协定迫在眉睫，中国没的选。从趋势上来看，新一代，跨越性的排放标准是不可避免的，也许半年，也许一年，也许两年，总之不可能扛过两年。

    内忧外患过后，实事求是，这也是福泽子孙的事情，即便在经济发展上我们永不知足，但我们的肺也会疼的。

    通常排放标准的制定，是环保局、技术监督局来搞的，可这次牵扯到了再次申奥的政治任务，最强大的部门，计划委也参与到其中，负责尽快促成这件事。

    计划委内的领导干部，多数是理论出身，长于研究与探讨大问题，大方向，不可能做到对每个行业都精通，环保部门也同样，在这个阶段，他们更善于吸收国外的环保经验，甚至在控制参数上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研究与讨论，实际上在94年就开始了。

    当对于煤电行业污染治理的第一套方案，摆在黄正辉桌子上的时候，他直接给吓到了。

    燃煤火电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号为gb13223-19xx，后面是颁布年代编号。此前，电力系统遵循的一直是1991年标准，这已经是90年代的新标准了。标准的规定并不是死的，并不是说每个电厂烟尘排放浓度都必须是同一个固定值，而是要根据电厂锅炉容量、布置、煤种、风速、地理、烟囱高度等等因素，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学公式，最后算出来的一个数字，算式中有很多变量要往一个电厂上面套。

    这是个复杂的过程，简化一下，拿冀北电厂一号机组为例，再简化一下，只看二氧化硫排放浓度，按照91年的标准，二氧化硫排放浓度限值，大约在4000mg，也就是4克每立方米上下。

    而当时摆在黄正辉眼前的标准，根据硫基分的不同，这个浓度要控制在1200-2100mg，不再有那么多复杂的计算公式，全国一刀切，全国都要这样。

    要知道冀北电厂烟尘排放已经算是做得好的了，放眼全国，在5000mg以上的比比皆是，更有甚者偶尔还会破万，可根据最新标准，必须要在1200-2100mg，这在黄正辉眼里，简直就是荒唐，就算做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做到，至少要三五年的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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